夜经济2.0,不只是“吃吃喝喝”
时事访谈
夜经济涉及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需要多部门参与,建立一个综合协调机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筹协调。
最近,在中国各地新一轮促消费政策中,培育“夜经济”一词频频出现,夜间经济也成了新的消费增长极。
如北京市在7月12日就发布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十三条措施推动夜间经济增长。上海出台了《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并设立“夜间区长”“夜生活首席执行官”,进一步优化夜间营商环境;天津提出打造“夜津城”,2019年底前形成6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为何今年多个城市推进夜经济?评判各地夜经济发展有何标准?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栋。
推进动因:刺激消费
新京报:为何今年多个城市纷纷推出发展夜经济规划?
周天勇:我觉得之所以推进夜经济,一是在这方面,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有较大差距。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夜经济都市,有伦敦、纽约、悉尼等。这些城市早已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夜经济,将其作为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且,夜经济已被用于推动曼彻斯特、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和都柏林等城市的城市复兴。在欧洲,夜经济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在新的稳经济要求下,需要有新的消费点来扩大需求,缓解外部出口需求不确定性的压力。夜经济对支撑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制约因素:放活管好
新京报:夜经济发展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周天勇:第一,政府各个部门的管理理念、规则、行为方式,和夜经济的要求可能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很多地方晚上警察不上班,这就涉及安全问题;有的城市公交车10点就没了,这就涉及交通问题;还有城市要求餐馆10点就打烊等,这是管理方式问题。这些因素都不适应夜经济的发展。
第二,夜经济是一种社会自然形成的形态,而不是说想发展就能发展。它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市场活力、人口流入流出、年轻人多寡、老龄化程度等等。
简而言之,就是有无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如果没有社会需求,或者社会需求没那么大,或者没那么迫切的话,只搞一些量化工程,也发展不了夜经济。夜经济的发展应当是市场需求在哪儿,政府就放开哪儿,让他们自然地竞争,而不是行政力量说了算。
第三,政府在服务夜经济、管好夜经济方面,可能比白天的经济有更大的难度。政府要怎么去适应,怎么既放活又要管好,也是个难点。
李栋:夜经济的制约因素,包括保障类因素,如交通,以及扰民、安全等负面类问题。而在政府层面解决这些问题,则需建立一种综合协调机制。
交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成本问题。公共交通不可能全程运行,需要选择一些区域延长夜晚的运营时间,到底开哪几条线,或者开多长时间,与当地夜经济发展的活力或者交通需求有很大关系。它是一个弹性,或者说动态优化的过程。
安全方面涵盖了城管、12345热线、110,甚至消防、应急等多个部门。
扰民问题主要是处理居民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安全问题是部门和居民之间的关系,而交通问题则是公共服务和夜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夜经济要平衡的,基本上还是部门、直接参与夜经济的人,与不参与夜经济但是受它影响的人之间的关系。
由此来看,夜经济涉及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需要多部门参与。推进夜经济,确实需要建立一个综合协调机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筹协调。
现在,在上海、北京等推进夜经济的措施中,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经验,设立了“夜间区长”“掌灯人”等职位,多种角色参与其中,使得夜经济的正负面因素能够得到较好平衡。
新京报:提起夜经济,很多人脑海里出现更多的可能是重庆洪崖洞、西安的夜景,或者各地的夜市,而在前者的塑造当中,一些短视频平台确实发挥了作用。您认为,在将夜经济打造成新的城市名片的过程中,移动互联网会发挥什么作用?
李栋:像UGC这种社交媒体的扩散,最开始肯定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自发的越玩越火。当这个趋势形成以后,夜经济的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已经形成的这种趋势。比如很多城市,都与一些短视频平台有合作。
短期来游玩的外地游客,对旅游城市当时当地发生的文化、休闲娱乐事件有很强的需求,而移动互联网则是他们了解这座城市的重要渠道。这也是政府方面应该推动的一个重要工作。
夜经济,实际上就是城市经济发展、技术发展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特别是大计算、云技术、大数据、搜索这类的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转型升级:多样先行
新京报:我们看到,伦敦将其夜经济报告称作“夜文化(Night-time culture)”。这算不算夜经济的2.0?我们在发展夜经济时,如何打造我们的“夜文化”?
李栋:考察伦敦和纽约,我们会发现,其夜经济里的文化演出比例相对较高。而反观国内城市,基本以吃喝为主,比较缺少文化要素。
但也不能说有了文化占比高,就是夜经济2.0阶段。如果要说夜经济2.0,多样性肯定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所谓多样性,包括消费的业态多样性以及人群多样性。
而从1.0到2.0,就是传统的流水线生产变成灵活生产、弹性生产的过程;从传统单一的业态消费,变成多种业态,比如以餐饮为主,变成餐饮、文化演出、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的过程。这才是夜经济2.0。这也是我们夜经济发展的目标。
改进之道:因地制宜
新京报:目前来看,各地的夜经济政策主要从交通、延长商圈、景区、博物馆等地的运营时间等方面着手,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周天勇:第一,夜经济它需要的是小巷小店小街区小社区,它需要微创业微社区微就业。所以,政府对此一定要宽容。
一条笔直的大街、一个大超市,其形成夜经济的可能性不大。除了博物馆体育馆这些地方以外,你必须还得找个喝茶、看书的地方,但这些都很微小。这些小店的建设和布局上,还需公众自己去搞,允许人们去利用自己的地点、位置以及条件去创业。
第二,政府要搞好配套服务。比如垃圾问题,需要夜经济的创业者们做好,但是政府在垃圾的收集、转运、清理等工作上,都要做好。
李栋: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推进夜经济发展措施,已经算很全的了。短期来看,这些措施先运行一段时间,过上一两年,看看有无需要更新的地方。
从宏观来看,时间和空间还要配合起来。简而言之,就是因地制宜。比如,朝阳区在商业中心、办公中心打造“深夜食堂”品牌,东城区有簋街这种餐饮地方,就可以此划出一些片区;而延庆呢,也有其办世园会、冬奥会等一些优势,但其发展的夜经济肯定跟城里不一样。
除了空间范围之外,还有业态结构因素,比如是以餐饮为主,还是以文化为主。空间与空间可以不同,比如这个区域有个剧院,那个区域有个商场,不必完全重叠在一起,每个区域都会有它的主题。所以,从政策来说,时间、空间以及业态的主题,都可以完美结合起来。
评估指标:有待确立
新京报:对于夜经济,目前有没有较好的衡量机制或评估方法,确定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来为未来的决策作依据?
周天勇:比如,卫星可以显示全球夜晚城市区域的亮度。有些学者发现,这个亮度与城市的消费、就业、GDP等,有非常高的相关性。它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比如,亮度时间长、面积大、亮度高的这些地区,说明其经济开放的程度就高,因为夜晚要同步工作。而夜间还在工作,还在创造财富,自然亮度和GDP是成正比的;而晚上要消费、打车、社交等,因而与这个地方的消费也成正比。
在空间上自然形成的这种亮度,反映了这个地区夜间的工作程度、开放程度、消费程度。所以,亮度指数,是代表这个地区城市繁荣,或者说这个区域发展状况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李栋:简单来说,目前官方口径没有对夜经济的直接监测指标。
如果我们设计一个新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区域的夜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将政府数据和大数据有机结合。而且,不能只看消费额。消费额只是代表一个数字,如果只是消费额上去,抱怨和问题变多了,那么,也不意味着这个区域的夜经济发展得好。
从数据来源上说,政府层面主要是商务局、统计局、城管、消防、应急、12345市民热线等几个相关部门的一些工作记录;而社会层面,其实就是与人口活动有关的数据。这里面包括出行量、出行结构、业态特征等指标。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来源的社会数据,将其综合到这一个片区里,去做定期的监测。
我们正在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一套夜经济综合监测指标体系。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衡量出一个地区的夜经济发展状况,进而因城施策,切实推动夜经济持续、健康、均衡地发展,将夜经济打造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新京报访谈员 李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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