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朝代只有15年，本人却被骂了两千年

多年以后，面对涌入长安的更始军士兵，新帝王莽将会想起众人劝进那一幕。

那时，代汉建新，开启新时代，春风得意。谁知恍惚15年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如今自己身败名裂，为俎上鱼肉，已经68岁的老王，始料未及。

王莽不会想到，自己被杀后，身体会被更始军士兵分裂，剁成肉块，而头颅则被切割下送到宛城悬于闹市，甚至舌头也被人切去吃掉。

王莽更不会想到，在死后的近两千年间，自己将以“篡位者”之名遗臭万年。

“当年推我做皇帝的，难道不是天意民心吗？”

▲王莽（前45-23），与其说他是穿越者，不如说他是复古者。

1. 外戚之家

公元前45年，汉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在古代，一个牛逼人物的降生往往伴随着异象：什么“雷电晦冥”啊，“紫气充庭”啊，“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啊……

王莽呢？别说异象了，哪怕在王氏家族里，他的出生恐怕都不能算是个事儿。

虽说他的父亲王曼，是当朝皇后王政君的亲弟弟，但是要知道，王莽的爷爷育有八男四女，而王曼并不是长子。按宗法制来说，王曼一支在家族里没什么地位。而王莽也非王曼的长子，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王永。

可以说，虽然生在外戚之家，但王莽的血统，并没有给他太好的顺位。

不幸的事还在后面。

公元前33年，汉成帝继位，王政君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后，于是大封兄弟：以长兄王凤为大司马，权倾朝野；又封弟弟王商等六人为侯。王氏一族，飞黄腾达。

唯独王莽一家时运不济。

父亲王曼，以及哥哥王永都没活到这时候就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只有寡母、寡嫂和小侄子，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王莽的几位叔伯。

生活的重担，夹杂着人情世故，压在了这个12岁少年的肩上。

然而王莽并不抱怨。他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并在这种命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史载：

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王莽待人，温良恭俭，不摆架子；侍奉母亲、寡嫂，抚养兄长的孤子，既周到，又检点；不管是结交才俊，还是侍奉家族叔伯，都委婉有礼。

王莽的大伯父王凤生病，王莽亲自照看，并为王凤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老王家飞升之后，王氏子弟多“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相比之下，王莽的行为宛如一股清流，不仅诸位叔伯喜欢，名声也传得快。

王凤临终前，嘱托妹妹，即太后王政君照顾王莽。而王商则直接提出分自己的采邑来为王莽加封。当时的名士，如戴崇、金涉、陈汤等人，也都为王莽请封。

戴崇、金涉在今天没什么名气，陈汤却是个大人物——灭北匈奴，豪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那个人，正是陈汤。

就这样，一个家道中落的穷小子，没有耀眼的政绩，更没有军功，却在29岁的时候封了侯。

取得这样的成就，固然与王莽本人的德行和名望有关，与家族叔伯、姑姑的照顾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托时代的福：

在那个儒学大盛、标榜“仁”和“礼”的时代。

2. 儒学时代

与一般印象中儒学独霸古代中国政坛不同，初创时期的儒学那是相当不招人待见。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治国之道，却从未被采纳。而儒家学说的传人，如孟子、荀子等，也始终没能以儒为仕，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

秦朝建立，儒学竟遭到一记暴击：焚书坑儒，差点断了它的气。

等到刘邦立汉，政治上一面承秦制，以法治国；一面又大兴黄老之学，与民休息。得益于汉惠帝时期“挟书律”的废除，儒学与百家思想一道，开始慢慢复苏。汉初虽然已经有儒生仕官，但在国家治理中，儒家的主张插不进一脚。

转折点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即教科书上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教科书多年的“教导”，人们普遍认为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已经掌控了一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儒术并没有被独尊，百家学说也没有真正被罢黜。甚至连汉武帝本人，其治国思路仍是以法家学说为主，杂取百家。

设太学，授儒经，这大概是儒家从汉武帝那里得到的最大好处。

数十年后，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与他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有过一段很精彩的对话——

史载，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柔仁好儒”，见其父汉宣帝多用酷吏，行法家之道。便忍不住劝道：“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没想到汉宣帝一听就不高兴了，拉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字字如针。

说完，汉宣帝还不过瘾，又补了一句：“乱我家者，太子也！”

太子只是好儒，多了句嘴，就被老爸批“乱汉家天下”。可见在汉宣帝时期，儒学不仅未被“独尊”，还被当成祸根。而关于西汉的治国之道，汉宣帝说得也很明白——霸王道杂之。

何为霸道？何为王道？

这个问题，后世的唐高宗曾问其臣令狐德。令狐德回答说：“王道任德，霸道任刑。”

换言之，王道即以儒学为代表，为政以德；霸道则以法家为代表，为政以刑。而“霸王道杂之”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不教条主义，两者都拿来用。

公元前49年，“仁柔好儒”的汉元帝继位。上台后的汉元帝，不仅大肆提拔任用儒生，更是在国家治理中践行儒学“仁政”的思想。汉成帝时延续了这种做法。所以，史学家钱穆才说，“汉自元、成以下，乃纯用儒术”。

真正的儒学时代，到来了。

而王莽本人也是顺从于时代洪流的。史载：“（王莽）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如此，王莽以德行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因名声好而封侯也就不足为怪了。假如他所处的时代是文景、武宣之际，就难有这种封侯的好事了。

3. 气数已尽

儒学终于兴盛了，但汉家天下并未因此变好。

西汉末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元、成时期，土地兼并严重，自然灾害频发，财政捉襟见肘，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虽然此时的强汉对外还是很强悍，但在帝国内部，危机四伏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汉元帝刚继位时，在朝中一大班儒生的建议下，撤销了盐铁官，以示让利于民。然而讽刺的是，没过多久就因为“用度不足”，复设盐铁官。多么尴尬。

另一方面，国内现状的捉急，引发儒生们的普遍不满。而灾害频发，竟让儒生们自带的天赋——“天人感应”觉醒了。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杂糅儒家墨家之学，将“天意”与“人事”相联系的学说。即所谓“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

也就是说，当人的做法顺天意时，上天会降下祥瑞吉兆；若上天不同意人的作为，则会以灾害（水、旱、蝗虫、地震、失火），或者异象（彗星，血雨）的形式警告世人。

想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要“绌黄老、刑名百家言,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一方面是要借此突破黄老之学对汉武帝霸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儒学的“仁”和“礼”，来缓和汉法秦制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即“外儒内法”。而后来汉武帝召见儒家大名人董仲舒，更多的还是希望借助董先生的学说，明君臣尊卑，借天命立大汉之威。

只是汉武帝算盘打得太好：万一这帮儒生假托天意搞事情怎么办？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皇帝祭祖的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火灾。董仲舒一看好机会啊，便借此作书，说这两次火灾其实是上天对汉武帝不满，以此宣扬“天人感应”。不想汉武帝闻之大怒，差点剁了董仲舒。

对务实的汉武帝来说，你儒生借异象、托天意粉饰太平可以，但批评皇帝的过失？绝对不行！

西汉末年的元、成、哀三帝，各方面都比汉武帝差了一大截。他们不仅性格柔弱，而像元、成二帝这样的，本身就是儒家的忠粉。儒生们随便说两句，很容易就把皇帝带跑偏。那坑爹的“天人感应”，彻底管不住了。

而大汉的确也是倒霉。公元元年前后，全球开始进入“小冰期”，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举目望去，天下尽是“不祥之兆”，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

在一片唱衰大汉的声音中，汉哀帝顶不住了。在儒生方士的撺掇下，他祭出了大昏招——“再受命”。

公元前5年，汉哀帝建平二年，汉哀帝下了一道诏书：

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什么意思呢？汉朝气数尽了，但老刘家有幸再受一次天命，于是本皇帝现在改元，改国号，以后我也不是汉朝皇帝了，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甚至，哀帝连计时方式也给改了。

汉哀帝原本指望通过“再受命”扭转国运。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国运还是那么烂。汉哀帝不得不又取消“再受命”，老老实实继续当汉家天子。

问题来了，你汉哀帝不是都下诏说汉朝气数已尽了吗？

4. 内圣外王

大汉太需要一个拯救者了。

在汉末的儒生们看来，革除汉末的弊政，救万民于水火，施行“王道”，势必要由一个具有圣人德才的人来完成。“外王”首先要“内圣”，而时下最符合内圣外王标准的，莫过于王莽了。

王莽本身就具备很高的儒家修养。

少年时不以家贫而废学，恭身节俭，勤身博学。对待自己的亲人恭敬以“礼”。受封新都侯之后，“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瞻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依然保持以往的作风，不因为身份、环境的改变而丢失自我。

公元前8年，37岁的王莽继三位叔伯之后，出任大司马。

虽已位极人臣，他的作风却依然如故。“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

可以说，“内圣”，在当时没有人能比王莽做得好。

至于“外王”，王莽无论从资源、自身素质来说，也是行王道的不二人选。

王莽以大司马秉政，又身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其时王氏子弟分居要势，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这样的身份优势，无人可比。

在任职期间，王莽也的确施行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政策，“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在大灾之年，“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诸大司农，助给灾黎”，又将其得到的赏赐封地“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甚至推动动哀帝下诏议田宅奴婢限列。

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以藩王入嗣。面对王氏姑侄的专权，哀帝心有不满，便培植自己的外戚势力，借以对抗王氏，后来更是直接对王氏动手。

在汉哀帝的打压下，王莽卸职回封国隐居。赋闲的日子里，王莽闭门不出，安分守己，以致后来天下吏民皆为王莽鸣冤。汉哀帝不得不重新把他召回国都，让他侍奉太后王政君。

不同于近代袁世凯称帝时，被儿子、下属的谎言蒙蔽，王莽当时的呼声高，是货真价实的。

世家大族敬佩他的品行，黎民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而儒生则将他视为实现“王道”的领袖。此时的王莽也有称帝的野心，小动作不断。但他对帝位的觊觎，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借助皇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皇位显然不是终极目标。

说到底，王莽想做圣人。

5. 奉天法古

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在姑姑王政君的支持下，王莽迅速翦除汉哀帝的亲信，重新夺回大权。

为避免皇帝难以制约，王莽立了个小皇帝刘衎，即汉平帝。

后来，王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是时，13岁的汉平帝，娶了年仅8岁的新娘。王莽成为正牌外戚，地位更加巩固。

公元6年，汉平帝居然去世了，年仅15岁。这次，王莽找来尚在襁褓中的汉宣帝玄孙刘婴，即孺子婴。然而仅将其立为皇太子，而自己却称“摄皇帝”，又称“假皇帝”，代行皇帝之职。

野心，昭然若揭。

部分刘氏宗族、汉室忠臣对此不满，便起兵讨莽。王莽起初十分恐惧，但随着叛乱被镇压，王莽也渐渐放开了胆子。儒生们此时更是助王莽一臂之力。

在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引入儒家思想后，面对西汉末年的困局，儒生们已然相信老刘家气数已尽，甚至连部分刘氏宗族的儒者，也对自己家族的命数失去信心。禅让之说，在汉哀帝时就已高涨，汉哀帝自己甚至动念要将天下禅让给自己的男宠董贤。

而王莽为了减少篡位的阻力，大加鼓吹谶纬神学，比如哪里挖出一块石头上面写着“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云云。各种祥瑞，各种符命纷纷“被发现”。

压断西汉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被儒生们放上去了。

公元8年，53岁的王莽在朝野广泛的支持下，代汉建新。

“皇帝”前面多余的字去掉了。

王莽可以名正言顺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诏令次第发出，王莽改制拉开帷幕。主要的内容概括起来，大概有如下几条：

一、天下的田地更名为“王田”，严禁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

二、解放奴婢，禁止买卖奴婢；

三、改革币制，仿照古币，发行新货币；

四、变更地名、官职名称；

五、盐铁、布帛国有化；

……

王莽改制的灵感，皆从儒家经典的政治理想中来，效法周礼进行改革。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重回三代大同之世，救万民于水火。

有人给王莽的政策提意见，说你这么搞，新朝要完。

此时的王莽却已不是当年那个“折节恭俭”的谦卑者了。面对劝谏，他闭目塞听，不仅不为所动，甚至将劝谏的人免职。

在对内改革的同时，王莽也不忘与周边四邻建立新型外交关系。

称帝后，他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原先册封的周边小国国王改封为侯，令其大为不满，一时间西北、西南战乱四起。

在东北，王莽征服高句丽，将其改名为“下句丽”。而对匈奴，王莽也一改以往的友好政策，不仅将“匈奴单于玺”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还下诏令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北境由此再无宁日。

战争激化了改制造成的矛盾，让西汉末年留下的病症一齐发作。

这场“法古改制”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6. 毁而无誉

西汉儒生的三观，一向是很奇葩的。

汉宣帝时召集群臣，想给他的曾祖父汉武帝上庙号。西汉一代，皇帝挂了之后，大多数都有谥号。现在人们所称呼的汉文帝、汉景帝、汉昭帝什么的，都是谥号。而庙号，在西汉，一定是特别有成就，特别有作为的皇帝，才能拥有。比如文景之治中的父子俩，汉文帝的庙号是“太宗”，而汉景帝呢，没有庙号。

所以当汉宣帝君臣讨论汉武帝庙号时，有一位叫夏侯胜的大儒发话了。他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用，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四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在他眼里，汉武帝因为不行仁政，于百姓没有恩泽，就算他武功了得，也不配享有庙号。

所以前文提到的汉宣帝对西汉儒生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中肯的。所谓：“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

在儒生看来，盛如武帝、宣帝之时的西汉都尚不足取，更何况病魔缠身的暮年西汉了。眼前困难越大，他们便越怀念过去，否定当下，一味求古而不思进取。

王莽不仅是西汉儒生的代表，也是一种文化思潮的代表。

王莽的失败，固然与他个人晚年过度自信、刚愎自用有关，但最根本的当时儒家治国理念的失败。

吊诡的是，王莽死了，他的历史就定格了，但儒家思想却不会。

在后面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不停地演变、进化，不断地完善，最终成了君主专制正统不二的维护者。而当时在西汉坑掉老刘家江山的黑历史，渐渐没有人再提起。

毕竟错误都是个人的，“儒家学说”怎么可能去背锅呢？

就这样，王莽，史上独一无二的“民选皇帝”，慢慢演变成了居心叵测的“篡位者”。

在为儒家理想打工的路上，被儒家理想给坑了。就这么简单。

历史上有很多人，比如司马懿，唐玄宗等，大半辈子好评如潮，却最终晚节不保。假如王莽死在53岁而不是68岁，死在称帝前而不是称帝后，后人将如何评价他呢？

后世篡位者也很多，但如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明成祖等等，皇帝当得还不赖，所以也不曾像王莽这样受到后人的苛责和批判。如果王莽改制成功了，后人又将怎么说呢？

可惜没如果。

唐朝诗人白居易说得对，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迷思，人性的迷思：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